近一段時間以來，有關傳銷亂象的報道屢見報端，先是大學生李文星找工作誤入傳銷組織死亡事件引發社會熱議。上個月又有媒體報道了大學剛畢業不久的四川青年何林坤，被大學室友兼老鄉楊某騙入山西省運城某傳銷組織，被傳銷人員暴打身亡。參與毆打何林坤的傳銷組織成員，自然難逃法律的制裁，可也有人認為何林坤的老鄉楊某，即便沒有參與毆打，也應當承擔刑事責任。對于這種輿論觀點是否正確，檢察官從四個方面進行了專業的分析。實際上，袖手旁觀在特定情形下也能構成故意殺人罪，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早已有過類似的判例。

　　案件回放，大學畢業生命喪傳銷窩點

　　有媒體報道，從四川工業科技學院剛畢業一年的青年何林坤，今年6月被大學室友兼老鄉楊某騙入了山西省運城市的某傳銷組織。不到一個月，何林坤的家人便接到警方打來的電話，稱何林坤在運城被他人打傷，正在醫院搶救。等到家人趕到運城后，何林坤已經死亡。

　　根據警方初步調查，何林坤在被騙入傳銷窩點后，傳銷團伙逼迫何林坤加入組織、引誘下線，何林坤不從，被毆打致死。經法醫鑒定：何林坤系頭部被擊傷、肺部破裂致死。

　　事發后，警方搗毀了該傳銷窩點，參與毆打何林坤的4人抓獲3人，還有1人在逃。警方還告訴何林坤家人，由于楊某沒有參與毆打何林坤，所以只把楊某拘留了10天，楊某獲釋后失蹤。

　　何林坤的家人認為，楊某上學時與何林坤同住一個寢室，私交甚好。放假時，楊某常到何林坤家玩耍，何家人總是好飯好菜熱情招待。楊某卻恩將仇報，欺騙何林坤落入傳銷組織被毆打身亡，楊某是害死何林坤的間接兇手，應該承擔法律責任。

　　此事在社會上引發了熱議，人們在指責傳銷組織喪盡天良的同時，有人認為應該追究楊某法律責任乃至刑事責任，可也有人提出，楊某確實沒有參與毆打何林坤，認為楊某不構成犯罪。

　　專家釋法，不作為也能構成故意犯罪

　　在提到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等罪名時，在人們的腦海中往往呈現一種情形，即行兇者主動實施犯罪行為。但其實還有一種犯罪形式常常被人忽略，即不作為形式的犯罪。“事實上，即使未參與毆打他人，但當事人基于一些自身的特殊情況，不作為也可能構成的故意犯罪。”海淀檢察院檢察官李達解釋說。

　　1、不作為可能構成犯罪

　　李達說，有觀點稱“無行為則無犯罪”，這是與作為行為相對應的，但不作為的行為確實也是犯罪行為的表現形式之一，例如我國《刑法》第二百六十一條規定的遺棄罪就屬這種情形。“對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沒有獨立生活能力的人，負有扶養義務而拒絕扶養，情節惡劣的，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該罪名就是一個典型的不作為犯罪。而我們耳熟能詳的，諸如故意殺人罪、故意傷害罪等犯罪既能以作為的方式構成，也能以不作為的方式構成，被稱為不純正的不作為犯。

　　李達說，例如德國、奧地利、日本、韓國以及我國臺灣地區的刑法典中，都以立法的形式明確規定了不純正不作為犯，例如《韓國刑法》規定：“對于危險發生，有防止的義務或因自己的行為引起危險，而未防止其發生者，依其危險所致的結果罰之。”而我國現行《刑法》的總則中雖無類似的明文規定，但是不純正不作為犯的相關問題在我國并不僅僅是一個理論問題，還是一個具有很強實踐性的問題。

　　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也不乏對不純正不作為犯罪的認定。

　　舉案說法：放任妻子自殺被判故意殺人

　　14年前，被告人宋福祥酒后回到家中，因瑣事與妻子李霞發生爭吵并廝打。李霞說：“三天兩頭吵，活著倒不如死了算了。”宋福祥見狀稱：“那你就去死吧。”妻子找來了自縊用的繩子，宋福祥意識到李霞要自殺，但無動于衷，直到聽到妻子踮腳用的凳子倒下的響聲后，他才起身過去，卻未采取任何措施，而是離開現場到1里以外的父母家中告訴父母。待其家人趕到時，李霞已經死亡。

　　法院審理時認為，宋福祥目睹其妻李霞尋找工具準備自殺時，應當預見李霞會發生自縊后果而放任這種結果的發生，在家中只有夫妻二人這樣的特定環境下，被告人宋福祥負有特定的義務，而其放任李霞自縊身亡的行為構成故意殺人罪，但情節較輕。所以根據《刑法》規定，判宋福祥故意殺人罪成立，處有期徒刑4年。

　　就何林坤一案而言，李達認為，雖然楊某沒有直接對何林坤實施毆打的故意傷害行為，但是其單純的“見危不救”行為，如果屬于應為、能為而不為的不作為的行為時，則很可能構成不作為犯罪。

　　2、構成不作為犯罪前提

　　李達稱，在何林坤遭受毆打、生命危急的情況下，圍觀而未伸出援手之人并非楊某一人，但無論從情理出發還是從法理出發，并非每個人都負有法律上的救助義務，也就是說在這種情況下見危不救，并非圍觀的每個人都要承擔刑事責任。按照當前刑法學的一般理論，構成不作為犯罪要以行為人負有特定作為義務為前提，只有負有特定作為義務的保證人的不作為行為才能構成不作為犯罪。

　　李達表示，判斷楊某是否要為自己的“見危不救”行為承擔刑事責任，認定其是否構成不作為的故意傷害罪，核心問題在于判斷生命正在遭受嚴重威脅的何林坤，楊某有無救助的義務。這種義務在理論上被稱為作為義務或者保證人義務。只有認定楊某對于何林坤的生命安全負有救助義務，楊某才會對何林坤的死亡承擔刑事責任。

　　3、先行行為引發作為義務

　　在何林坤遭受毆打的時候，楊某是否有救助的義務?這種義務又是如何產生的呢?是因為楊某和何林坤既是老鄉又是同窗好友，還是因為何林坤是被楊某所誘騙誤入傳銷組織?事實上，根據我國刑法理論的通說、法律規定、職務或業務上要求、契約行為以及先行行為都會引起作為義務的產生。

　　李達表示，“簡單來說，如果行為人先前實施的行為會給他人的法益造成危險，相應的行為人就必須防止這種危害結果的發生。舉個例子，一個人意外將不會游泳的他人推入水中，則該人就負有救助義務。”

　　結合本案分析，無論是按照哪一種理論，楊某的作為義務來自于其利用何林坤對其的信任，將何林坤誘騙至傳銷組織的先行行為。根據有些媒體透露的信息，楊某在應當或者可能預見到犯罪嫌疑人會對何林坤進行毆打的情況下，將何林坤帶至案發地點，就更能加強楊某對何林坤的救助義務了。

　　但同時，也不能單純地從形式上理解“先行行為”。例如，男子與女子系戀人關系，男子提出分手，女子不同意并以自殺相威脅，女子實施自殺行為時男子既不制止，也不積極尋求幫助，致使女子不救身亡。對于此類案件，并不能僅僅因為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間具有某種聯系，就認定行為人負有作為義務。

　　4、不履行義務非唯一構罪要件

　　李達稱，在作為犯罪與不作為犯罪這個大問題上，除了在犯罪的客觀方面有所不同外，在犯罪構成上實際并沒有太大差別。要構成不作為犯罪，同樣需要符合其他構成要件，比如犯罪的主觀方面、不作為行為與危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無違法性阻卻事由等“傳統”要素上。

　　回到本案，從社會一般觀念的角度出發，楊某應當知道自己誘騙何林坤進入傳銷組織將會侵害其人身自由，甚至可能會對何林坤的生命及財產安全造成危險，但他仍然將何林坤騙至傳銷組織。無論楊某事前是否知道何林坤可能會遭受毆打乃至身亡，可以基本上認定楊某對于何林坤的生命法益會被侵害具有一種概括上的故意，最起碼具有間接故意。“如果楊某伸出援手，很有可能會避免何林坤被毆打致死的結果。”